低到最小，如何反客为主。
“马上到下一站了，我要这站下车，这么着，咱们仨先一块下去。
我直说，我手机里的一部分个人隐私的机密内容不能直接解锁看，是涉密的，我们下来报警，我可以在警察的注视下做你们任何想做的证明，就像我无权偷拍她一样，你们也无权之前窥探我的隐私和涉密内容。”
我的这些话一出来明显是有些作用的，墙头草的风似乎又往我这边吹了一些，有一些人的脸上的鄙夷的表情消失了。
我趁热打铁：“情况或许和大家想的有所不同，也请大家关注后续，不要武断，如果我被坐实了，这个事情肯定是会上新闻的。
但如果这个事没坐实，希望大家删除手机了录制的这些断章取义的片段，不要影响他人的生活。”
情绪顶到这里，我的心虚和顾虑已经开始消散了，我转头看向那位女士：“法律是疑罪从无，现在是你要证明我偷拍你，而不是我证明自己啥也没做！
如果你现在把手机还给我并且真诚道歉，我还会原谅你，但如果到最后你还是一直冤枉我，我也跟你较真到底！”
她似乎被我的态度转变震慑到了，气势也下降了一些：“干嘛呀，真冤枉了你，我到时候会给你道歉的。”
但她似乎又想到了什么：“我凭啥跟你下车，我还得回家呢。”
“你不下车就把手机给我，向我道歉，要不我告你涉嫌抢劫！”
我转头望向安全员：“你们可以耽误我的声誉和时间，反过来我却不能耽误一会你们的时间是吧。
手机我不碰，你们拿着等警察来证明我的清白。”
“我们没权力这么做。
那这样，女士，我们也建议您听这位先生的建议，人家要下车，确实您不能一直拿着人家的手机，我们一块下车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下这个事，我们都不希望冤枉好人。
如果他真偷拍了您，您也不希望真放走坏人吧。”
立场发生了转变，现在需要决策的事项转移到了她的手中。
如果她将手机归还给我，她将失去证明我“偷拍”的机会，错过关键的‘证据’，并可能导致潜在的‘罪犯’逃脱。
如果她同意和我下车，就要赌一个没有被确定的事实，但对此我是胜券在握的。
车速逐渐降缓，直到停止到站台
